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，不要只想到自己，多想想別人的苦。以「感恩心」，多為他人付出。
文│潘兆民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）
“At his best, man is the noblest of all animals; separated from law and justice he is the worst.”(人為萬物之靈，但若不遵守秩序與公義，就連動物也不如。)~ Aristotle 亞里士多德
如果沒有經歷不公不義的苦難，那能理解他們的痛，從未經歷戰亂的痛徹心扉，又何忍以仇恨之心對待他們。
最近我們一同看到了一位老榮民的背影，就如同我的父親堅強可靠的背，被一位偏執者，自以為捍衛台灣利益的光環，以相當刻薄的語氣稱他為「中國難民滾回去」，當下聽見電視的播放，心中滿是痛楚。想起年少時，經常看見的、那些來家裏走動的老兵叔叔、伯伯們，我總是喜歡拿著破舊的小桌椅，坐在他們旁邊寫作業，佯裝很用功的樣子，因為他們離去時，總是會摸摸我的頭說：「你這孩子長的又俊、又聰明，好好讀書，當個孝順爸媽的好孩子。」
難道，這就是公義的伸張？
年幼的我沒有太多想法，只喜歡受到這些戰亂孤獨老兵的讚美，其實我不明白的是，當他們說「好好讀書」，是因為他們失去了兒時的歡樂與年少讀書的機會；當他們叮嚀「好好孝順爸媽」，是因為他們被迫少小離家，與父母離散，早已失去家的慰藉與孝順父母的機會。那孝順的囑咐是羨慕，也是深深的遺憾，更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。他們有許多人是孤獨一生，在戰亂中茍活，你我有多少人能想到，大時代給他們的是顛沛流離，帶給他們的悲涼。為何這位勢利者，要用如此污辱的字眼去羞辱他們。不久，我們也看到了一位老榮民慷慨捐出畢生資產，這位老榮民年輕時，把青春獻給國家，退役後感念政府的照顧，捐款濟助社會弱勢。與偏執者兩相對照，是誰在彰顯公義社會？打著捍衛公理的旗幟，卻沒有「同理心」，又無換位思考者，難道，這是真正在彰顯公義社會嗎？
有些偏執者，明明是對公義認識不足的「迷思」(myth)，對社會事實觀察不全就遽下定論，卻總是會誤把自己不正確的行為視為公義，但究其真相，這種「偽公義」在其所屬社會的禍害，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甚為驚人，如美國八十年代曾經發生的妓女連環謀殺案，犯案者亦自認為社會除害；二次世界大戰，希特勒自稱是上帝賦與他的任務，恣意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。二零零一年，美國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、法國巴黎街頭的濫殺，以及目前數不勝數，令人不忍卒睹的恐怖攻擊事件，犯罪者率皆認為自己正在行公義，人類犯罪史上，處處充斥著這種仍未看清事實，就自以為是，又欠缺「同理心」的「迷思」，其所導致的嚴重傷害，更是不計其數。
西方有句諺語：「只有用心方能看清事情的真像，何者是事務的本質，用眼睛是看不到的」（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that one can see clearly,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）。因為缺乏同理心，又不能換位思考，是看不清事務的真像，那只是個「迷思」下的「偽公義」，只會造成更多的誤解與仇恨。
不僅如此，我們又看到了虐兒致死，又看到了殘害動物，更見識到了詐騙集團是多麼的可惡，騙走老人一輩子的積蓄，騙走這家人要看病的醫藥費。為何法律對他們無法發生制裁的效果？他們竟然可以一犯再犯。更可惡的是，當他們因境外犯罪被逮，遣送中國大陸時，竟認為自己遭受不公不義的對待，口口聲聲高喊人權，籲請立委以傷害人權及程序正義，要求政府解救他們，然後司法輕易縱放。近期，總是有一些不公不義的事件發生在你我周遭，不得不讓人質疑台灣最美的是人嗎？難道，這就是公義的伸張？
依然記得我的國中老師，經常引用「禮義廉恥」教育我們，「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，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」，因為「禮義廉恥」是檢視公義社會的標準，沒有公義社會的國家必然滅亡。然而，令人不解的是，為何賣黑心商品的人，總是大賺錢？欺騙社會的人，總是能横行社會，無往不利？為何他們不恥的行徑，卻總是佔盡了社會的利益？反觀，辛勤努力者，卻僅能溫飽，溫良恭檢讓者，總是吃虧在眼前。看盡這些不公不義之後，令人又不得不問社會公理何在？為何公義社會總是得不到彰顯？
公義是社會制度的第一美德
“Justice is the first virtue of social institutions, as truth is of systems of thought.”
(公義是社會制度的第一美德，就正如真相之於思相系統的價值一樣！)~ John Rawls 約翰.羅爾斯。
代表捍衛社會公理化身的「法官」又如何呢？在近期《天下雜誌》所做的社會信任度調查中，這個代表「皇后貞操」的法官，現在卻成為一般民眾最不信任的對象。該雜誌的調查結果顯示，全台灣僅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司法。究竟，台灣司法出了何種問題？讓社會不再相信司法可以維護社會正義與公理。
再以近期廢除死刑為例，不論是贊成者與反對者率皆認為，是為了尊重生命、捍衛社會正義、為反對社會不公不義、為被害者發聲、為無辜者平反。但都不能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看問題，當廢死聯盟主張廢除死刑時，是否有想過被害者家屬家破人亡、妻離子散的痛？是否有傾聽他們的心聲？反對廢死者，是否也曾想過，如果加害人是被冤枉的，也可能是無心之過，其所承擔的痛楚與悔恨，亦是難以釋懷？其家人更是無言、更是無顏面對社會的責難？更可悲者，莫過於那些遭受不公不義，又無法伸張，僅能吞恨而歹活，甚至帶著恨意，離開人世，如此帶冤，又帶仇的輪迴，代代交替，冤冤相報何時了，一代一代的仇視，何以化解。
當下吵的沸沸揚揚的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，名義是為轉型正義，為了社會和解，為遭受不公不義者平反，高高豎起轉型正義的大旗，卻處處設計打擊報復的條文，實然是再以不公不義回報。以該法在行政院下成立的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「促轉會」）而言，其不僅是行政機關，又是獨立機構，同時還享有超越司法範疇的「調查權」，可以任意約談任何個人、團體，其至是所有政府機關，若有不從，還可以取代司法仲裁權，課以罰鍰；此外，還可以行使調查權之名義，任意封存、留置或帶走任何其指定的資料。依此，其不僅可以自設「法庭」，還可以恣意追溯既往，甚而逕自作出政治審判，這和威權時代，凌駕司法的「警總」有何區隔？如此機關權力，無限上綱，竟然可以促進轉型正義為名，行侵犯人權，及踰越司法權與憲政之實。
「偽公義」的迷思
記得朱慧慈老師經常告誡：「許多人做了壞事，總以為到廟裏添香油錢，多燒紙錢給被害者，就能化解、就能求神保佑，甚至出家進了佛門，就以為冤親債主找不到你，在廟裏一樣是躲不開良心的譴責，照樣半夜鬼壓床。」；「我們這一世是來學做人，不是遠離人間才得修行。」紅塵好修行，是要我們學會人間事，學會走出仇恨，學會感恩。因為，如果你沒有經歷這樣的痛楚，永遠只會站在自己的角度，以自我的「迷思」觀看他人，欠缺「同理心」，無法換位思考，因而恣意擴大自己的「不平之嗚」與「不幸」，完全忽視他人，因為你的恣意行為所遭受的傷害。
剛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殊榮的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博士，是東海大學畢業的旅美作家，曾撰寫令人動容的《走出白色恐怖》一書，之所以膾炙人口，最值得關注者，不在於挖掘、控訴那「不幸」的原因或痛苦而已。而是透過走出傷痕的回憶、去尋求，一旦理解「不幸」的前因後果之後，下一步是什麽？難道，僅僅是去哀悼，並控訴那不公不義的過往，以彰顯自己的「不幸」與「不平」？其實，西方從事傷痕文學的研究的學者，早已一再告誡，任何意圖還原現場，控訴不義的努力，皆帶有内在的悖離性。換言之，是極易產生利用受難者的控訴，去責難並報復過往的加害者，造成不斷的相互仇視與敵對，近期層出不窮的恐攻事件，正是最佳的寫照。就算是高舉為轉型正義、為和解而挖掘真相的行為，又怎能越俎代庖，僭越受難者被剝奪的話語權？任何「偽公義」所產生的偏執行為，之所以「罄竹難書」，正是因爲其所帶來的報復性仇恨，早已超越還原真相所要表達的範疇，並直指「偽公義」的迷思。
誠如孫教授用其有情有義之見證，跳脫挖掘傷痕與控訴的偏執。她的回憶錄不僅僅是在見證不義，訴説傷痕，她更希望寫出一本「感恩」之書，述說一段「感恩」的歷程，感謝那些在孫家最苦難的時候，對他們施予救助的平凡人。
孫教授的國學底蘊，令人敬偑，她可以直指一千五百年前鮑照（公元414-466）在寫下《蕪城賦》所描述的宋孝武帝（公元430-464），因爲内亂，進軍廣陵，殺了自己的手足竟陵王後，下令恣意屠城，原本人文薈萃，車馬相接，財力雄富的廣陵，變成一片荒蕪，帶來毀滅性的浩劫。鮑照悲憤之餘，也只能以悲涼的文字，喟嘆「天道如何？吞恨者多！」。孫教授在述說與揣摩逝者「不幸」和「悲痛」的過往裏，難道，亦僅僅是為不幸者慨嘆天道無親，鋪陳一次又一次「吞恨者」的遺憾？相反的，《走出白色恐怖》以「走向感恩」做出更積極的回應。
換句話說，孫教授不願意只扮演挖掘「吞恨者」心聲，或為「吞恨者」發言的角色；她更要作「感恩者」。她要強調在偏執與暴力的彼端，更值得述説者，是那強大的人性關愛的力量，是家族的、社會的，是人性不分彼此的關愛力量，令筆者動容者，是孫教授無論怎麽說，也說不盡的感恩。這才是「走出」白色恐怖，走向「感恩」的關鍵。
孫教授以感恩之心，更要述說的是，毫無血緣關係的外人，甚至是萍水相逢的三輪車伕，他們出於同理心，見義勇爲，及時雪中送炭，如此偶然，使得孫家周遭充滿溫暖。這才是她書中所要表達本義吧！往事不是只有苦難和不平之冤，仍然是充滿著人性的關愛與自尊。
誠如另一位中央研究院王德威院士在閲讀《走出白色恐怖》之後，有著更深的理解，「在種種有關迫害、離散、監禁、或死亡的敍事中，親情的表述，尤其是夫妻的恩義之情，家族和手足的呵護之情，人子的孺慕之情，如何為冰冷的歷史注入一股暖流。孫康宜的父親入獄後，她的母親卻傲然獨立，不畏旁人眼光，教養三個子女，等待丈夫歸來。她在鄉下開洋裁班，掙來辛苦錢養活一家；她不辭舟車勞頓，一次又一次帶著孩子到北部探監。母親一向被稱作美人胚子，但對孫康宜而言，她的美來自她堅毅的性格，她對家、對生活本身的信念。」
相較於許多不公不義的受難者，孫教授一家的故事有著苦盡甘來的結局。而最讓筆者動容者，不僅僅是她父母親相互信守的深情，在極度絕望中，所散發的自尊力量，得以超越苦難，以及不畏政治牽連的家族扶持，更是與其不相干他們，各自以「同理心」的公義力量，來撫平傷痕，走出困境，這股道德的力量或許來自傳統的影響，也可能來自宗教的信仰，重要的是，再再顯示一種對人與人間，拋開你我，不分彼此的親愛精誠。一個不公不義的時代，卻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時代。政治的激情總是會曲終人散而盡，人性的光輝雖曲折而源源不絕，反而成爲記述，並彰顯公義社會的種種素材。從「走出吞恨」到「心存感恩」，這是孫教授給我們的啓示。
更讓筆者想說的是，如果不是經歷不公不義的傷痛，又何以忍心再用偏執、粗爆的手段，竟自以轉型正義為包裝，來報償自己的「不幸」，行政治清算之目的，難道，這就是撫平傷痛，走向和解的轉型正義？難道，清算與政治追殺，就是法制化、就是和解的意義？難道，法律是用不公不義，打擊不公不義而制定？難道，還原真相，只是為偏執的復仇者而設計？
奠基於「公義」的「同理心」
毋庸質疑，法律的制定，是用來維護社會秩序，捍衛社會正義的最重要防線。然而，真正彰顯公義社會者，仍需有實踐公義的「同理心」。的確，公義在社會的和諧，及團結的功能上，確有著不可代替的地位。美國新自由主義政治學者羅爾斯(John Rawls)認為，人們應視公義，為一個井然有序社會的基本憲章，而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，必然是奠基於「公義」的「同理心」，那強而有力，用心實踐的凝聚力之上。
知名媒體人陳文茜用其有情之筆，對因「同理心」所彰顯的公義，有著更為感動的論述：
因為我們社會不只沒教導我們「同理心」；相反地，它教導每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、家族的、同一村落、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。「因為所謂的人性，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，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。同理心，知易而行難；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，例如「民族」、「愛國」恰是相反的「非同理心」，我們的「團結」來自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；「我們」的認同，凝聚於排斥驅逐「他者」的行動。同理心，不只要「捨不得」別人，更要「捨得」自己。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，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。同理心，不需要偉大的理論，它是一種學習、一種徹悟、一種跨越人性障礙，理解和你不同的人。
的確，社會之所以能存在，實踐公義的「同理心」的道德力量是功不可沒！如果沒有是項公義之心，帶來的強大凝聚力，社會勢必分崩析離！毫無疑問，確實有無數缺乏公義心的社會，已然在歷史洪流中消失。
職是之故，若這股公義心被破壞或被誤用，成為「偽公義」的迷思，社會及法制勢必受到無可比擬的傷害。然而，不得不承認，現實社會因人性的弱點，公義心不可能只憑藉人們自發地執行，確實，是極需要一些強制性律則，如法律與制度來維持，然而，更需要的是「同理心」，換位思考，形成的道德凝聚力，如此，方能彰顯社會公義的有效性。
「同理心」的換
蘇格拉底在論述無知者的可悲，正因為他明明就有富裕的生活，明明就有健康的身體，明明就有幸福的家庭，卻不懂得善用，不知珍惜，只知批評東、批評西，所以無知。筆者引申所謂「不懂得善用，不知珍惜」，正是沒有「感恩之心」，處處認定自己的公義，得不到彰顯，因而憤憤不平，所以無法善用自身所擁有的幸福。
不得不承認，由於人性的貪婪與無知，讓有心人得以利用「偽公義」的負能量，假借還原真相，控訴不平，構築迷思的高牆，以便區隔你我，劃分彼此，宰制非我族類，而作享其利。
「同理心」的換位思考可以產生正能量，拆除迷思的藩籬。不分你我，讓感恩的心，觀照彼此，走出吞恨，抛開仇視，讓真正公義的正能量，普照大地。真正公義彰顯，是不需什麼大道理，更不需要走進寺廟，或是教堂方能修得，不過就是放下個人的迷思，以「同理心」，多站在他人的立場想想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，不要只想到自己，多想想別人的苦。以「感恩心」，多為他人付出，讓自己變得更有人性即可彰顯真正的公義社會。
參考文獻
1.孫康宜，《走出白色恐怖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局，2012年4月。
2.王德威，〈從吞恨到感恩：見證白色恐怖〉，《中正漢學研究》，總第19期，
2012年6月。
3.陳文茜，〈一碗「老芋仔」的陽春麵〉，《天下雜誌》，總第601期，
2016年7月6-19日。
4.熊毅昕，〈天下台灣社會信任度調查〉，《天下雜誌》，總第598期，
2016年5月25日-6月7日。
